两情丨刘山泰：我和我的“小芳”，一路走来五十秋

人物简历

刘山泰，1947年生，四川成都人，1968年下乡，1977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2007年在四川省大邑县科委退休。

原题

 我和我的“小芳”

作者：刘山泰

1968年底，历时两年多的内乱已导致百业凋敝，学业中断，就业无门。一场延续十年左右、涉及八千万青年学生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序幕。作为1966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的大学梦被狂热的激情和冷酷的现实击碎，首批被送到了农村。

我就读的成都一中被安排在绵阳地区的安县。当时的政策除了“一锅端”外，还可“投亲靠友”。我同班好友有一远亲在大邑县农村，据说那里地处成都平原边缘，属都江堰灌溉系统，条件比山丘地区的安县好一些，我们便三个人抱团“跑单帮”，懵懵懂懂地下到了大邑县三岔公社二大队第三生产队。

由于是“投亲靠友”，生产队本无接待安排我们的义务，好在乡下人出于对城里人的好奇加上几分同情，还是让当地两个光棍各腾出一间阴暗破旧的泥砖房让我们暂时栖身。在大城市长大的我们，对农村的情况一无所知。身处穷乡僻壤，茫然四顾，举目无亲，生活十分艰辛。少不了的栽秧打谷、肩挑背磨、泥水里滚，汗水里泡，锤炼着我们的筋骨和意志。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一天又一天的苦熬，咬紧牙关默默承受下来了。

与农村人不同的是，他们朴实敦厚，乐天知命，安于“磨骨头，养肠子”的繁衍生息，世代轮回，而于我们这些接受过十二年系统教育的青年学子，“劳其筋骨”吃苦受累还能接受，但“苦其心志”而让自己蹉跎随流、自甘认命却是极其痛苦的。

繁重单调的劳作，艰难枯燥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青春韶华难道就这样耗费在看不到尽头的混沌时空中吗？时值风华正茂、热血奔涌的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扣响脑门，挖空心思，总盼着能另辟蹊径，炼狱突围。

1970年夏天，我从安县的同学那里打听到他们搞起了一种叫做920（赤霉激素）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据说喷了这种调节剂，从粮食作物到蔬菜水果都可增产10-20%。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得了的科学奇迹，正是我们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于是我们一口气自费跑到安县，观摩学习，搞到了几试管赤霉菌种，又到书店买了几本刚出版的制作920的技术书籍。

这是一件新生事物，与当时提倡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搭得上边。重要的是能争取到各级领导的支持。我们虽然心里不很自信，仍煞有介事地拿着几本书、几只试管和几张实验示范的对比照片，摇唇鼓舌，三番五次，最后硬是用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公社领导。书记王永成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经公社研究，决定少买一部拖拉机，拨出5000元给我们搞科学实验，要求我们先搞好试验田，再做大面积的示范推广。

与此同时，我们多次徒步奔走于三岔和三十里开外的县城之间，以同样的方式打动了县上领导，一位叫做“魏解放军”的军代表表态说，要支持小将们的革命行动。主管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宫朝普不仅给我们批了3000元科研经费，还从防疫站调拨给我们一台一米多高的医用高压蒸锅。

有了县上的支持，我们更有了底气。当时正值学校放假，加上教育尚未走上正轨，我们便向公社领导提出，要占用公社中心学校的办公室作为我们的试验生产基地。办公室是一栋青砖独立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周边为草木葱茏的花园绿地，是一个较理想的试验生产处所。对我们的要求，王书记在犹豫片刻之后，一口应允，并近乎给我们下了军令状，严肃地说，这不是小事，你们要全力以赴，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学校办公室被我们“占领”了。我们随即移居到新的环境，住在学校，吃在社企，成天忙里忙外。按我们的设计，当地泥木匠人动手，室内在短短十多天便被隔建成五个空间：蒸煮室、接种室、摇床室、发酵室和检验室。紧接着，打造定制的接种箱、摇床、发酵架等设备陆续进场，采购的各种试验生产原材料也逐步运抵现场。

我们非常珍惜这难能可贵的机会，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一边学习，一边操作，按照取经所学的方法和书本的指导，步步为营，严格把关。经过高压消毒、接种箱接种、摇床震荡、大床发酵四道工序，在历时三天之后，发酵架上的三层网筛上整整齐齐地长出了三大片白色的赤霉菌，就像铺上了三层厚实的白雪。

 920试产成功后，通过色差对比检测赤霉激素含量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们取了少量样品，一口气便直奔公社，向王书记等领导报喜。随即他们同我们一道来到现场，看到白雪一般的产品和规范有序的各种设备，几位领导十分高兴，也十分满意，肯定了我们的成就，并要求我们尽快应用在庄稼上，做好对比试验，以便下一步大田示范推广。

紧接着，田间的对比试验开始了。我们将赤霉菌株经过浸泡提取出有效物质——赤霉激素，再按不同的浓度喷洒在不同的作物上。谷物水果的生长周期较长，需到成熟收打时才知道结果，而在喷洒过920的蔬菜上，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菠菜、莴笋、芹菜等绿叶蔬菜在短短两三天内，均比对照高出一大截，增产20%左右；番茄、苦瓜、辣椒等也比对照明显大出一圈。

试验成功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轰动四方。我们的身份俨然也为之一变，成了人们眼中羡慕的科技人员，周边地区有不少热心人三天两头来学习取经。一天，王书记带着几个从县上下来的干部，找到我们。我们向他们汇报了几个月以来920的试验生产和应用情况，讲述了整个生产流程，参观了有关设备和对比试验田。过了一些天，我们被请到了县革委生产指挥部，一位农业部门的领导在向我们了解了相关情况后，告知我们县上决定全面推广920，促进农业发展。指挥部决定在三岔公社召开现场会，要我们作技术主讲和田间喷施示范。

现场会如期召开。公社大会堂的台上由我们预先准备好了黑板、挂图、试管、烧瓶、接种箱和920成品。我们在台上，台下坐了来自全县三十多个公社的大约四五百人，黑压压的一大片。领导把我们介绍给大家后，就由我们轮番上阵，分技术环节，从车间生产到田间喷施，一一作了讲解。会后，又带领与会人员参观了920生产场地，并到试验田作了喷施示范。

920的一炮走红，让我们名声鹊起。现场会后，来我们这里购买菌种和成品的，闻风而来和反复取经的，络绎不绝。继920成功后，我们又成功开发出一种类似根瘤菌的叫做“5406”的微生物菌肥，肥效甚佳，颇受农民欢迎。 

920应用于小麦试验田的对比测产

科学实验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农业增产，同时似乎也为我们劈开一条人生新路，可让我们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公社对我们刮目相看，县上以我们为典型，初渉世事的我们竟成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素材。成都的记者来了，我们的事迹相继被《成都日报》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不经意间，两年过去了。1972年，在农村苦熬了几年的伙伴们终于盼到了回城的机会。招工进厂，这是回城的主要途径。没有跟随母校大部队走，自然沾不上按计划招工回城的边。听说母校的不少同学已先先后后被招工返城，而我们这里却并无多大动静，一种被遗忘被抛弃的感觉油然而生。三岔公社当时有二三十个知青，其中还有几个是十五六岁的小学生，基本都是脱离大部队的散兵游勇。我们搞920的共有四人，遭逢如此际遇，一个个惶惶然不可终日，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正道走不通，就只能“各显神通”。上山下乡没有门槛，而“鱼跃龙门”却难之又难。回城的门路除了招工进厂的主渠道之外，还可走参军、读书、接班、病转等途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四人中先后有三人通过后两种办法实现了“逃亡”，昔日的盎然生机不复存在，悄然无声的实验室和生产场地只剩下我这只形影相吊的孤雁。

我之所以在此继续孤独留守，除了要给公社一个920善后的交代，苦于走投无路以外，还有一个感情上难以割舍的原因，那就是我和“小芳”——杨玉琴的恋爱。

玉琴是当地的一个民办教师。史无前例的内乱同样砸碎了她的读书梦，安仁中学初中毕业后，她便开启了自己的执教生涯。她天生丽质，容貌姣好，皮肤白皙，高挑匀称，纯朴开朗，楚楚可人。虽然生长在农村，却无多少乡土气息，言谈举止，一颦一笑，都从骨子透出一种淑雅脱俗的气质。

玉琴的教室临近我们的实验室，室内室外不时能听到她清脆悦耳的讲课声。因为隔得较近，又都是不久才迈出校门的年轻人，自然就有一些接触和共同的话题。一来二往之间，似有相见恨晚之感，理想折翅，惺惺相惜，两颗年轻的心靠得越来越近，到后来终于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一天，我斗胆向她馈赠了一张纯白的手绢，手绢里夹带着一首献给她的长诗《春——致玉琴》，诗中坦露出我的心迹，饱含着对她的赞美、倾慕和向往。其后几天，我一直忐忑不安，竭力回避着她，心里有时也暗暗责怪自己的唐突，担心弄巧成拙，影响我们本来友好的关系。

一天下午，在度日如年的不安和期待中，终于盼到了她的回音。我被玉琴叫到一个僻静处，她送给我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一双她亲手纳的鞋垫，白底红线，图案吉祥，针脚密匝，做工精巧。互赠信物，我们由相识、相知、发展到相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当晚，一轮明月当空，四周蛙声一片，我俩在初夏清新的晚风中有了第一次幽会。

我的“小芳”——杨玉琴（1970）

一个是清朗少男，一个是窈窕淑女，两情相悦，真情实意，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在几十年前的乡村却显得少见多怪，激起了阵阵涟漪。知识青年，那个病态时代的特殊群体，身世迥异，良莠不齐。一些地方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时有发生，学历稍高年龄稍长的较理智，但失落感更强，身心备受煎熬，得过且过者居多，并不受乡下人待见。玉琴和我的恋情，自然而然在平静的乡村引起了如潮的议论，感慨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嫉妒者有之，看好者稀，不看好者众。

无论如何，家庭关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她家共有兄弟姊妹八个，玉琴排行第三，历来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更是他们最暖心的小棉袄，自小就乖巧伶俐，聪明勤劳，为父母分担了不少烦忧。她父亲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乡村医生，医术精妙，为人厚道，不时还会周济身处异乡生活困窘的知青；母亲也聪明勤恳，朴实本分，与人为善。当玉琴年及青春妙龄，就如“清水出芙蓉”一般，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女。这也招来不少煞费苦心拐弯抹角托媒提亲的追求者，其中不乏军官，干部，大学毕业生。玉琴往往以各种托词委婉推脱，不为所动。

令家人大惑不解的是，玉琴竟然会舍高而就低，爱上一个“三无”的我——一无工作、二无“窝巣”、三无专长的“没脚海”（当地俚语：指不明底根的人）。父母的善良也是有边界的，他们不能看到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误入迷途，于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相劝，但她并不为所动；众多亲戚也以各种利害得失苦心忠告，但她仍然无动于衷。

玉琴似乎前世就与我有过约定，铁定今生我俩要长相厮守，任何力量也不可能把我们分开。在甩出一切司刀令牌皆无济于事之后，尽管几个兄弟嫂子宥于眼界，仍心存芥蒂，但父母出于对女儿的怜爱，最后只得迫不得已地接受了玉琴的抉择，虽然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玉琴的心思。

当时正陷入人生谷底的我，飘零他乡，形单影只，处境困苦，前途渺茫。玉琴与我相知相惜，她倾慕我的才干和和气质，更同情我被社会遗忘的人生际遇。她的出现，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上天派来的使者，让我在冰冷的黑暗中，感受到温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她的爱、她的悯，也深深感染着父母，或许是“爱屋及乌”，他们尽管儿女众多，仍把我视若己出，对我呵护有加，让我沐浴在父爱母爱的春风化雨之中。热恋中的玉琴和我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总有走不够的路途。我们漫天长谈，互诉衷肠；我们徒步走邛崃、游安仁，来回五六十里仍觉情长路短……

四季轮回，寒来暑往，我总是她最大的牵挂，我的冷暖饥饱连着她的心。冬天将临，她作为礼物送我一套崭新的绒毛衣裤，这是她不动声色一针一线手工为我编织的。当时生活物资稀缺，她不时总要托朋友同学帮忙买一些诸如的确良、华达呢之类的布料，把我“武装”起来，而她自己却不愿添制一件新衣。

在孤寂和失落中，我有幸得到了天地之间的大爱！每逢周末假日便是玉琴家里最美好的日子。为了款待我这个“贵客”，她的父母总是把最好的东西安排在这些天共享，家里的鸡鸭要等我到来才宰杀，地里的香豆成熟了要等我来才食用，树上结得最好的柑橘要等我到来才采摘……是她，以及她善良厚道的父母给了我家的温暖。

玉琴和我相互依恋，但她不愿我埋没在农村，鼓励我不失时机地绝地突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73年春，大专院校在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增加了文化考核的要求。对读书这条路我早已不抱希望，因为此前一两年能从农村送去读书的，不是公社干部的亲属，就是大队干部的子女，尽管一些人小学都未毕业，但根正苗红，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

玉琴恳切地说服了我，为了打通关节，她家里还为我备了几份薄礼送给有关人员。一些天后，我进入了设在公社的考场。各科考题似乎并不难，我用一半多时间就完成了，感觉不错，我期盼着好运的降临。

然而，不久就传来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消息，文化考核轰然作废，阶级成分仍然是最根本的标准。我出身于成都的名门望族，世代书香。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暴风骤雨、潮起潮落注定了家族的落寞。虽然也长在红旗下，纵使“表现良好”，但我仍背负着“原罪”的十字架，被打入另册。读书梦破灭了！

经过一两年的返城筛选，不少知青命运扭转，开始了新的生活，但仍滞留农村的人，却遭遇着人生的至暗时刻。乡下人似乎也察觉到这些人家庭无背景，出身有“黑”点，常常投以鄙夷的眼光。无法动弹的知青不仅日复一日地体味着物质生活的艰辛，还必须承受精神压迫的煎熬。一些人在这种身心备受折磨，以及对前途的绝望中倒了下去。

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成都知青在赶场闹市狂呼反革命口号，继而被“群专队”一阵乱棒劈头盖脑毒打致死的；有一个大邑知青在苦寂无依、抑郁绝望中而悄然吊死在一片山林里的……悲惨的境遇，无辜的生命，社会的弃子，令人感伤！在茫然无助难觅转机的情况下，无论是沉默还是爆发，都难以找到命运的出口。身处如此惨淡不堪的境况，作为相对成熟的我，选择了一条比较适合自己的路。

920厂所处的公社学校，当时涵盖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年级。一天，夏校长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代高中的英语课。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中学六年都学的是俄语，而英语只是下乡后在电台讲座里学习的，感觉发音不会很标准，知识也很有限，担心力不从心。当时的英语师资十分匮乏，校长也不知道我的水深，恳切鼓励我试一试，于是我便冒着胆子应允了。

处理完920的善后事宜，我第一次踏上了教室的讲台。教科书的起点较低，音标、单词、语句、语法基本都在我的掌控之内，我边学边教，认真讲解，耐心辅导，居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时，我的年龄比高中班学生长六七岁，双方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加上一手漂亮的板书和干净的准男中音，很受学生欢迎。

笔者大学毕业前在合川中学实习（1981）

夏校长对我的教学很满意，向县文教局作了推荐，在先后去了其它学校代课后，局里决定派我到灌口公社学校任教，虽不是正式教师，但相对稳定，待遇从优。于我而言，这的确是一件好事。灌口是大邑县的一个老场镇，地处浅丘，是山区到平原的交通结点和物资集散地，离我下乡的三岔约五十余里。这是一个“戴帽子”的中心小学，设有初中部，我主教英语，附带数学。唐校长是位中年女士，慈眉善目，爱才惜才，极富同情心。一段时间后，由于师生反应很好，我被指派为教研组长。

不经意间，玉琴与我相识相爱已四年有余。我们的爱情浪漫纯洁，刻骨铭心，没有丝毫的市俗气息。几年以来，精神上有她的抚慰，生活上有她的关照，我倍感幸运和幸福。此时的我俩年龄已不小了，我们决定结婚，那是1974年的秋天。

我在灌口学校工作认真踏实，人际关系和谐，唐校长知道我们的想法后，坚持要为我们举行仪式。她向公社庞书记专门介绍了我的情况，希望能在学校为我们举办婚礼。在当时物资匮乏，一切都要计划的境况下，庞书记破例批了五十斤猪肉和十斤水果糖，嘱咐一定要为我这个异乡的游子举办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婚礼如期举行，周六放学后办公室张灯结彩，氛围喜庆，司仪、新人、主婚人、证婚人等一一登场，欢笑声打趣声一阵连着一阵。我知道，以自己的身份而言，能享受这种待遇，在那个时代是够受抬举的了。

爱情是甜蜜的，但现实是严酷的，婚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住房。下乡已近六年，我仍然是居无定所，回不了城市，而学校只能暂时栖身，定居乡下扎根农村便成了我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适逢当时全国性日益严重的知青问题因李庆霖的上书得以重视，我找到了生产队老队长，向他提出给我建房的要求。老队长学习过红头文件，向上面反映了我的实情，争取到了国家免费提供的半立方米木材。紧接着，他派人到山区买回了十多根檩子，大春作物收割后，又安排人碾制了几分田的泥砖。竹子和稻草当然是就地取材。草房的建材基本备齐，我选择了一片地势较高、靠近人户的地块作屋基，面积约三分左右。

时至深秋，碾制的泥砖基本风干，队上安排了四五个泥木工按我的意思放线砌墙，继而上梁架檩，铺竹盖草，十余天后，草房基本成型。直面茅舍三间，我思绪万千。先前的我，做梦也想像不到，自己今生会回溯到“湖广填四川”的境遇，像先祖一样，落脚在这片陌生的田野。然而，爱情让我们的内心充满阳光——我们即将拥有自己的家。我俩见缝插针，一有空闲便赶到这里垒筑阶沿墙脚，平整室内外地面，打理周围环境……茅舍虽然简陋，却承载着我们的幸福和希望。

几个月后，临近春节，我们正式 入住。父母双亲尽其所能，不仅请人为我们打制了家具；还将文物级的金丝楠木雕花床和一对精致的祖传中式茶几作为陪奁相送。父爱母爱，两情相悦，让我这个漂泊异乡的人感受到人间大爱，浑身充满活力，心里燃烧起新生活的激情。

命运把我抛到了这个远离大城市的偏僻乡村，我也要别开生面地活出自己的风采。当时我有一辆拼装的杂牌自行车，每周回家总要在车上满载各种生活用品以充实家需。婚后近一年，我们可爱的儿子在茅庐降生。儿子的到来让我们欣喜，更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为了今后给孩子提供一个较好的成长环境，我和玉琴商量，一定要克勤克俭、千方百计尽快改造建设好我们的家园。难度最大的是变草房为瓦房。瓦房房顶除了现成的梁檩外，需要小青瓦和承载小青瓦的木椽。我俩利用有限的时间用架子车来回几次拉回了订购的青瓦。而长短不一的椽子，则主要由我从五十里开外的灌口用架子车拉，或是用自行车驮回家的。

基本建材备齐后，利用农闲，我们请了几个泥木匠人，花了一段时间，加高了墙体，盖好了房顶，房屋内外抹上了一层雪白的灰腻，阶沿墙脚打上了三合土，三间挺拔的瓦房突兀出现在眼前。接下来是配套完善和环境打造：厨房后门外安装了当时还属少见的钢管压水机，屋后建了猪圈鸡舍和杂物间；房舍正面的小院排列整齐地栽上了八棵柑橘树，顺墙三方种上了三行碧绿的万年青。

乡村家园中的一家三口（1985）

昔日的一块荒地，如今的小小家园，生机盎然，其乐融融，充塞着家的温馨、爱的幸福。玉琴是家里当之无愧的主角。家处农村，离不开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她说我是城里人，不会做这些农活，总要我“靠边站”。乡邻们的婚丧嫁娶、家庭纠纷，她也能热情相助、诚恳排解。她不仅无微不至地呵护着我们父子俩，还善于与邻为伴，助人为乐，受到乡邻们的敬重。

有了这个里里外外一把手，我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在对“异种杂姓”排斥欺生的陋俗土风中，日子还过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玉琴以她优秀的特质和难得的能耐，撑起了这个家。她的无私奉献极大地感动着我，让我变得更坚强，让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相濡以沫，甘苦与共，我们更明白了生活的真谛和生命的价值。我虽命运多舛，但上苍赐予了我这样一个天仙般的忠诚伴侣，实在是自己三生有幸！ 

我的“小芳”——杨玉琴（2010）

斗转星移，春去秋来。青春在蹉跎岁月中无声无息地流逝，不经意间我已跨进了“而立”之年的门槛。无论命运将把我带向何方，日子总是要一天一天过下去的。置身于一片混沌之中，活到了三十起步的年龄，尽管意识深处并不认命，但于个人的前途、理想之类的念想，也实在是不抱多大希望了。

然而，1977年深秋的某一天，从入户的小喇叭里传来的一条消息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在我们的内心再次激起波澜。这消息便是小平出山后挥出的第一板斧：恢复高考。当晚我彻夜难眠，一段段往事记忆犹新，反复呈现在眼前。联想到1966年的备考、1973年的落考，是时运不济而认命呢，还是逆势奋起，再搏一把呢。玉琴的鼓励让我选择了后者，她一个劲地说服我不能错失良机，要尽全力再拼一把，相信我一定会成功。

过了两三天，报名开始。我到公社报名时方才知道，报名资格有严格要求，考生年龄截止日期为1947年8月31日。正因这一条年龄线，挡住了本公社五六个回乡和下乡知青。而十分庆幸的是，我的出生日期是1947年9月1日，就好像这条线是专门为我设定的。于是，我顺利地报上了名。

离考试时间只余十多天。时间短促不说，要命的是没有复习资料。我报的是文科外语，包括俄语和英语。基础科目的资料比较好找，英语资料也可凑合，最糟糕的是俄语，这里连一个字母也找不到。就在这时，玉琴要我同她一起去找她读书时的俄语老师——李思泉。我们来到安仁中学李老师家里，向他说明来意后，出于赏识和同情，他翻找出几本俄语教材并切恳希望我住在他家里突击复习几天。我也毫不推辞，接下来就在他家里攻读了整整三天。在这几天里，我的俄语能力得以爆发式的恢复。真是师恩难忘！回到家里后，我夜以继日地复习考试科目。玉琴承担了全部家务，周全料理生活起居，为了强化我的营养，把家中唯一的一只蛋鸡也杀给我吃了。

考试如期举行。县城人头攒动，大街小巷挤满了莘莘学子，每个人都渴望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所有的中小学都用作考场，我被安排在一间小学教室的第一排，桌凳低矮。条件虽然简陋，考题并不很难。语文、政治、史地三科我用了大半时间便做完了，感觉还不错。数学试卷中有一道拉分的难题，知识涉及解析几何，经反复推演，最终也被我拿下了。

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须加试外语，英、俄两语种中任选一门。因我中学六年都学的是俄语，下乡后又自学了英语，为了争取更多机会，报名时就提出了两门都考的要求。经县招办上报温江地区招办，同意我可以在总时间120分钟之内，做两套试卷。

加试在大邑中学举行，考生坐满了二十来个教室，人数不下七八百人。我的两套考题分放在两个不同的考室。我先花五十多分钟做完了俄语试卷，然后跨过小操场到英语考室做另一套试卷。紧张的120分钟过去了，两套试卷都做完，我的俄语基础扎实，自我感觉良好。

十多天后，县招办发了头榜，我上了预选线。报考外语专业的七八百考生淘汰率几乎达99%，只留下十人进入口试。口试由大学老师主考，内容包括普通话、俄语和英语朗读以及简单对话。上了预选线的考生，由招办安排的人员进行政审摸底，向上面提供材料。摸底的人对我说，各级领导对我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尽人事以听天命。

口试之后，蹦紧的神经舒软了下来，忐忑不安的期待又开始了。时值春节，我们也不愿回成都过年，一直呆在乡下，担心错过任何消息。节后的某一天，公社的高音喇叭传来佳音，通知我到邮局去领录取通知书。这是一份牛皮纸竖式信封，左下角印有西南师范学院六个红色大字。我摒着气慢慢撕开信封，一份醒目的录取通知书赫然映入眼帘，我被录取到西师外语系俄语专业。如梦如幻，我甚至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掐了掐自己。这是铁的现实！我终于圆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梦，虽然这些年命运让我历尽了人生坎坷，虽然这一天迟到了将近十二个年头！

此后，我迅速到有关部门办理转粮转户等相关手续。从招办获知，全县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只招收了我一人。天啦，从报名资格的神奇巧合，到七八百人中的唯一，我是多么的幸运！我将倍加珍惜，努力学习，不负亲人，不负祖国，更不能负多年来一直倾情爱我护我的糟糠之妻——玉琴。滚滚红尘中，个人命运就像浪打浮萍一般，随风飘荡。感谢玉琴，是她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陪我走过漫漫长夜，让我饱享家庭幸福，她用她的真善美包裹着我，让我走出人生低谷，打开了通往梦想的大门。

在我读书和工作期间，玉琴独自支撑起我们的小家。她教书、种田、带小孩，面面皆优，人人称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系统“民转公”时，她以全乡第一、全县第四的佳绩，首批转正，次年获得小学高级教师职称。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难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陪我走过那个年代。我的“小芳”，我的玉琴——我心中永远的女神！

 笔者与玉琴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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